水裡來 水裡去

已失落本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《追風箏的孩子》（Kite Runner），若在同獲該組別獎項提名的奧斯卡再遭滑鐵盧，筆者不感意外，因為對西方國家的觀眾來說，《追風箏的孩子》看起來實在不太像外語片。

由德國導演Marc Forster執導的《追風箏的孩子》，雖然採用大量阿富汗語言作對白，但留心一看，其耳鼻喉舌赫然跟其他美國製荷里活電影相似，雖說不上是為美國歌功頌德的發聲筒，不過，特別是片尾描述Amir從美國老遠回到阿富汗，尋找侄兒、即Hassan兒子Sohrab的英雄式救贖（拯救Sohrab和個人贖罪），簡直就像替老美說話一樣。此外，作品對阿富汗的局勢和民族情仇，也實在著墨不多，難以讓觀眾對阿富汗和中東亂局，有更深層次的理解。比較之下，同是討論中東國家議題的《我在伊朗長大》，在視點和內容的處理上，便顯得高明和平衡得多。

筆者當然不恥恐怖主義，而這電影更把塔利班妖魔化，例如把那個曾在少年時欺負Hassan、長大後成為塔利班的其中一位高官，刻意設定成有孌童的傾向；民眾不得直視車上的監察員，也很有土匪的感覺，可見人民的生活裡瀰漫著不只一層的白色恐怖；用亂石砸死通姦男女，也不是文明社會能夠容許的非人道處刑，也容易令人相信，這些私刑肯定無日無之。對曾受恐佈主義襲擊的美國觀眾來說，電影是站在同一位置說話，儘管說的是外語（非英語）、內容是髒話。

另外，在美國生活了廿載、「忽然」覺悟的Amir，搖身一變在臉上貼滿鬍子，勇闖受塔利班政權支配的阿富汗，單人匹馬拯救Hassan的兒子Sohrab（那位忠誠的司機不計在內吧）。最終歷劫過後回流美國，Sohrab望著偌大奢華的房間，一句話也沒說便軟癱在睡床上，暗自喜歡，美好生活從這裡開始──這些都是某程度上的大美國英雄主義的情節。

不過，電影情節裡其實也有點口徑不一，「美國tone」沒有貫徹到底。例如Amir和孤兒院院長的對話，便是可圈可點。Amir先是理直氣壯地說：「若給我把那孩子帶回美國，他會有將來。」院長接著說：「給你帶走一個，這裡的其他孤兒呢？」Amir無言以對，也為故事主軸「背叛」和「贖罪」，重新定義並拉遠了彼此距離。

又如之後那個孌童的塔利班官員厲聲喝斥，Amir在戰亂時到底身在何方──他是一早就出走了家國，長得青靚白淨滿口流利英語，現在才懂得勇闖塔利班救侄兒，算甚麼贖罪？之前在被搜身時，也遭久歷沙場的士兵嘲弄「雙腿很柔軟」──嘿嘿，是享慣福的大少吧，黐了大鬍子就裝英雄？一看就穿崩吧，少裝蒜。

對，僅僅是小恩小惠，別滿口仁義道德。從美國回來「忽然」覺悟的Amir，最後如願的救了Sohrab，但，要贖罪，看起來還是太單薄。故事根本就說不上是結構完整，充其量只夠讓那位美國阿富汗裔作家Khaled Hosseini，完成一次自我思想救贖而已。

怎麼樣？還是覺得最佳「外」語片非它莫屬？也是的，此片的確能勾起一群老美及西方觀眾，對受戰火摧殘、阿富汗幼弱的放風箏孩子的憐憫之情──他者嘛，東方主義嘛，政治正確的話，他們自然懂得對號入座。可以的話，最好把孩子們都一擁入懷，然後輕拍背脊溫柔地說：乖、乖，別哭，我來呵護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