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02月25日
很多人看畢《慕尼黑》都覺得沉重,包括我。
電影主線非常簡單,縱使劇中鋪設主角千絲萬縷的心理變化,卻是複雜的。銀幕甫揭開,鏡頭就移到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,一班以色列運動員在宿舍裡,遭巴勒斯坦解放組織「黑色九月」挾持和殺害。以色列情報機構忍無可忍,決定以暴易暴,組成以將為人父的阿富拿為首的五人暗殺小組,追殺已隱居歐洲各地的「黑色九月」十一名成員。 後來,阿富拿向上司查問,所殺之人是否真的是「黑色九月」成員──似乎支撐他們殺人的理由和動力,就只有這個薄弱罪名──我不敢說「黑色九月」罪不至死,他們的確要為殺人負責──但,若現在是作品將傳頌萬世的作家是前「黑色九月」成員就值殺,正策劃恐怖襲擊的非「黑色九月」成員就不值殺嗎?那是甚麼邏輯? 同時,阿富拿也反思自己的暗殺行動是否有意義。早上幹掉巴解某組織首領,晚上另一個更兇更狠的組織成員便旋即補上,野火燒不盡。然而,阿富拿上司卻輕輕道出一句沉重的說話(是他說的嗎?還是跟阿富拿在「safe place」相遇的巴解成員?):指甲也是剪了便再生,難道就不用剪嗎?指甲增長是人類的生理現象,難道他們的仇恨也是與生區來、自然而生嗎?兩者可以混為一談嗎? 如果仇恨是人類心理上必然出現的情感,戰爭只會不斷蔓延,你能判定誰是誰非嗎?現在所謂的文明與秩序,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及美國強權極力遮掩下的表象。如果這些都是錯,那麼,秩序應由誰人定下來,而「國」又應由誰人規劃?
史提芬史匹堡在這部沉重的《慕尼黑》裡,沒有假惺惺地為正義對錯定分界,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上帝。誠如電影宣傳的一句話,導演深信,天在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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